“神形兼備”是我國肖像雕塑創作最為基本的審美準則，同時也是方法論，中國的肖像雕塑家都知道“神形兼備”，其主要內容是肖像作品在反映人物對象時達到形與神的完美統一。作為方法，則要求雕塑家充分掌握人物對象的生活資料，對其形與神進行一番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消化，最終升華出對象形與神的個性特征，然后創作出“形神兼備”的作品。這文作者認為這百分之百的忠于對象的“形神兼備”對肖像創作是不夠的，它的危險之出在于完全把作者置于忠實與對象的鏡子式地位，其作品嘗嘗表現出作者的非存在性。在此，筆者要提出的是：在忠實于對象的“形神兼備”前提下的另一種“形神兼備”，即作者創作個性的“形神兼備”，也就是說“形神兼備”應該同時涵蓋客體與主體兩個方面。倡導肖像創作藝術家個性的自覺展現是中國肖像雕塑走出“舊”的困境措施之一。在此提出創作個性并不否定中國好的肖像雕塑作品具有藝術家個性的現實，特別是一大批從事紀念性肖像創作的資深雕塑家，其作品都能展現出各自不同于他人的藝術個性。但筆者認為，從總的中國肖像雕塑現狀來看，藝術家的創作個性在肖像創作中需要進一步覺醒。

       凡西方雕塑大師的肖像作品所展示得藝術自身的藝術個性是顯而易見的。來開朗基羅的《布魯德斯》并不缺少作者形體雄偉的一貫特點，以及他英雄式審美價值的一貫取向；烏東的所有肖像作品不管反映對象個性及造型角度多么不一樣，但并不失他個人那種嚴謹、深邃及華貴的藝術風格 ；我們再看羅丹，從他的肖像作品《達魯》、《雨果》、《法爾尼�！返健栋蜖栐�克》，不管進行怎樣的演變，羅丹的那種特有的塑造方式與光影追求是明顯的；布德爾完全可以把自己對建筑感的追求放進他的肖像；愛潑斯坦的那種表面的鎖碎的塑造肌理一直展現在他各種不同的肖像作品之中；而曼族的肖像作品與他的其它作品一樣，總是洋溢著屬于他自己的那種簡潔大方、平易含蓄的藝術意境。